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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公认的、法定的、权威的旧规划体制，把城市都规划成了“千城一面”，这个旧规划体制就值得让人们怀疑了，怀疑这个旧规划体制还有没有在这个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存在的价值。不管这个公认的、法定的、权威的旧规划体制多么合法和权威，但它未能给城市带来福祉，反而给城市带来灾难，那么任何一个公认的、法定的、权威的旧规划体制都不能成为理由而存在，必须废除掉。
城市规划担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宗旨，是把城市规划成最适合人类栖息的地方，而不是把城市规划成最不适合人类栖息的地方——“千城一面”。而当城市规划违背了这种担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宗旨，这种城市规划是不是应该接受历史的拷问和现实的审判呢？其审判的结果为“千城一面”的罪名成立，那么这个公认的、法定的、权威的旧规划体制，是不是应该被判处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呢？这个社会法理是存在的，法理的逻辑是成立的。否则“千城一面”的罪责谁来承担！
谁都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杀人不偿命者天理难容，欠债不还者法理难容。而城市规划把城市搞成“千城一面”，就等于扼杀了城市的生命，就等于欠了城市一笔债。而旧规划体制既对扼杀城市生命的罪责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对欠下城市的债不去偿还，还一付无赖的态度。与天理不容，与法理不容，与城市生命受到扼杀的情理所不容。按照社会法理必而诛杀之，否则城市感到太冤屈，城市不服啊！
那么，我们为什么对这种扼杀城市生命的旧规划体制不能绳之于法呢？就是因为像乾隆皇帝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不杀大贪官和珅一样，明知道和珅是个大贪官，明知道和珅逆天下之大不韪，但在皇上眼里还没有能替代和珅的人，只有等他死了之后，让后人来杀他。拿这个历史故事来比喻我们现在城市规划的现状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现在的城市旧规划体制，实际上是国家当初办了一件错事，培养了一大批废人，又让这些废人建立了一个权威部门，废人建立的权威部门，又办了一大堆废国家，废城市的废事。这就是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和现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为什么说国家当初办了一件错事。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在城市规划学科建立的时候，就把城市规划这个学科给建错了。在西方城市规划这个学科是把工程技术规划设计和人文学科、艺术学科、自然学科、地理学科、社会学科放在一起的一门综合学科，接着学科的定位是文理兼备的一门综合学科。而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城市规划学科建立时，采用的是苏联的教学模式，不但未把城市规划这个学科建立在文理兼备的学科基础上，而是把城市规划学科建成了纯理工科学科。更为错误的是，就是在纯理工学科基础上，又把城市规划这门学科缩小到建筑学的专业上。所以我们国家在城市规划学科建立的时候，就偏离了城市规划学科的方向。用城市建筑学科来顶替城市规划学科，这本身就是把城市规划学科建立在旁门左道的基础上，让这些只学建筑规划设计的来搞城市规划，让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建筑图纸的技术工匠来搞城市规划，这不是拿鸭子上架吗？
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只学建筑设计，而未学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专家，只是一个会机械描绘建筑图纸的技术工匠而已，让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建筑图纸的技术工匠来搞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 这本来就是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而我们国家建国初期照搬苏联这种教条办学模式，结果培养出来的城市规划专家，实际上只是一些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让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充当国家城市规划栋梁，这些人怎么能胜任呢？
另外，城市规划的硬伤就是城市规划一直被其他社会自然科学视作没有理论的“学科”（而不是科学）；一直被其他社会学科视作没有思想体系的多种“学术理论的堆砌”。至今，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城市规划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个没有完整规划理论体系的学科，又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城市规划专家呢？所以说，学科的错位，理论的断层，造成了我们国家城市规划人才培养的畸形和滥竽充数。拿城市建筑设计人才充当城市规划专家，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才培养上的错位和使用上的颠倒。一旦把这种建筑设计人才当成规划专家使用，城市的噩运从此而来。城市就滥觞于这些不懂城市规划人的手中。
另外，城市规划的软肋就是本来城市规划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学科，它需要城市设计来帮助补充和完善。而可悲的是，我们国家1991 年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才第一次涉及到城市设计。也就是说，1991年前，我们的城市规划中还没有城市设计的概念。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是一门宏大的学科和体系，它应包括：工程技术、建筑学、人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环境学、社会学等学科。只有这些学科综合到一起， 才能支撑起城市规划设计的使命。而我们仅仅通过工程技术、建筑学培养的人才来搞城市规划，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拿一个小学科来支撑一个大体系；拿一个小人才来规划一个大城市。学科体系的先天贫血和人才素质上的先天透支，中国城市规划怎能不出现大问题呢？所以说，这就是国家在城市规划上办了一件错事。学科上的缺失，人才培养上的错位，中国城市规划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
二、 国家在城市规划方面培养了一大批废人。
国家在建立城市规划学科的时候，本意是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城市规划专家。而当套用了苏联的教学模式——仅仅以工程技术专业和建筑专业作为城市规划专业主导学科，可以说从城市规划这个学科建立一开始，就是在定位上出现了方向上的错误，从学科建立一开始，就进入了死胡同。就像是国家要培养一批音乐指挥家，而这个音乐学院却没有指挥系专业，让这些学指挥的去学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而国家硬让这些学拉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演奏家去充当指挥家。可想而知，这样没有学过指挥的演奏家去指挥庞大的交响乐队，不乱套才怪呢！同样道理，国家要培养城市规划专家，而这个城市规划学院却没有培养城市规划专家理论和专业，让这些学城市规划的去学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之后让这些学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去充当城市规划专家，城市规划能不“千城一面”吗？用这样的道理比喻我们国家培养城市规划人才的方式再恰当不过了。所以，错误的学科建立，只能培养错误的人才，错误的人才对城市规划来说只能是一群废人，让一群废人来搞城市规划，城市规划能搞好吗？所以说国家在城市规划方面培养了一大批废人。
三、国家用一批废人又建立了一个权威部门——城市规划部门。
国家培养了一批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来充当城市规划专家，这本身就错了，再为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成立一个城市规划部门，就大错特错了。但国家没有办法，国家明明知道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承担不了城市规划专家的职责，明明知道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不是搞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但国家没有办法，只好拿鸭子上架，让猪八戒充当孙悟空。其结果，国家在规划设计部门的城市规划专家，实际上是一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而这些人懂不懂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就是另一码事了。在城市建设缓慢的时候，这些体制上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一旦城市建设高速发展，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
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加快脚步后，城市规划问题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因为城市规划部门是一个法定和权威部门，掌管着城市发展的生杀大权，所以人们把城市发展都寄托在了城市规划上和城市规划部门上。而岂不知这些城市规划部门搞城市规划的专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专家。而不知内行的城市领导和市长还对这种权威部门敬重有加，所以就放手让这些城市规划部门来搞城市规划，其结果城市命运只能悲哉！悲哉！
四、废人建立的权威部门只能办一大堆废国家、废城市的废事。
城市规划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城市规划在学科建立上，人才培养上被当作了一个儿戏来对待，把城市规划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交给那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去做，这本身就是决策上的失误和体制上的弊端， 这本身就大错特错了。让这些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来规划城市，城市能不倒霉和遭殃吗？
看看我们的城市，城里农村一个样，南方北方一个样。“千城一面”让我们认不出哪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了。
一位美国规划专家在游览了厦门、珠海、深圳、广州、青岛、大连后感叹说：“这些城市已经让我认不出哪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了，除了它们的名字为厦门、珠海、深圳、广州、青岛、大连外，城市已经分辨不出哪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了，这样的城市我不想再来第二趟……”。
为什么城市规划把城市都规划出“千城一面”，就是城市规划专家根本不懂城市规划。 一个国外规划专家看了几个城市的规划后，猛然发现这几个城市规划极为相似，最后一了解，都是出自一个国家权威规划部门的一套规划图纸，只是在不同城市之间变变样而已。还有一个国外的建筑专家在游览了一个省会城市、一个中等城市和一个大学后，看到省政府大楼和下面一个城市的市政府大楼一样，市政府大楼和这个城市的一个大学的大楼一样。最后了解到，这些大楼的图纸都出自这个省的城市规划设计院。这就是我们城市规划专家干出来的好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旅游规划设计在几个旅游区同时使用；一个城市广场设计在几个城市广场同时使用；一个步行街规划设计在几个城市同时使用；一个新天地规划设计在几个城市同时使用；……，这样低级的城市规划能不规划出“千城一面”吗？
现在人们都知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国家让这些既不懂文化，又不懂设计——只会机械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来规划城市，城市能不被规划废了吗？所以说国家培养了一批废人，又给这些废人建立一个权威部门，之后这些废人又干了一大堆废国家、废城市、废人民的废事。
所以说，学科建立上的错误，导致了国家城市规划部门知识结构的错误，城市规划部门知识结构的错误，又导致了城市规划水平的错误，城市规划水平的错误，又导致了城市规划方向上的错误，城市规划方向上的错误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千城一面”。而国家却对这种“千城一面”却束手无策。
这种城市规划的滥觞，已经给中国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中国“千城一面”让城市生命走向了死亡之谷。
面对中国“千城一面”，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指出：“城市规划专家不要成为只会机械描绘图纸的技术工匠”。这句振聋发聩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仇保兴副部长又对城市规划变革提出八大突破：“一、突破规划有效期的限制；二、突破行政区空间的制约；三、突破过于注重具体问题研究的束缚；四、突破单一的物质空间规划的局限；五、突破计划经济模式遗留的弊病；六、突破原有规划、政策包括习惯、提法的影响；七、突破单一部门编制规划的局限；八、突破规划可批性编制方式的限制。”仇保兴副部长提出的八大突破，实际上也就是对城市旧规划体制给予了批判和否定。
景观规划设计专家俞孔坚对此状况也提出反规划的观点：“指出导致系统性的、全国性的城市环境危机和城市功能与结构混乱的主要根源之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性质——空间布局’为模式的物质空间规划编制方法所造成的；基于现行方法论的城市空间发展规划是一种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上的空中楼阁。‘反规划’是应对中国快速的城市进程，和在市场经济下城市无序扩张的一种物质空间的规划途径。我们习惯于采用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办法，结果，只能使城市的整体生存状态日益恶化。‘反规划’强调用一种全面系统的空间规划途径，来综合地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安全和健康的城市。‘反规划’作为一种城市物质空间规划的途径，旨在为城市的扩展建立一个真正理性的框架，为混沌而急于增长的城市提供一个渐进的、富有弹性的‘答案空间’。”
而我们认为中国现实问题不是反不反规划的问题，而是对这种给城市带来“千城一面”的旧规划体制应不应该废掉的问题。
加拿大简•雅阁布斯曾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抨击到：“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疑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的微妙、复杂的教学原来建立在一派胡言之上。”我们感觉这话好像不是对美国人说的，而是对我们说的。美国的城市规划理论都是伪科学，那我们的城市旧规划理论恐怕连伪科学都不够，只能是废科学。那么外国的伪科学，中国的废科学都应该统统废掉，省得继续废国家、废城市、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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